一项发表在Primary Care Diabetes12月份出版物中的荷兰研究显示针对有2型糖尿病家族史高危个体的2型糖尿病预防计划可能并没有充分利用心理激励策略来强调这种疾病的遗传学易感性。
　　“到目前为止，干预性研究并没有强调有家族史的患者所面对的独特挑战以及这种挑战所暗示的教育策略。”荷兰阿姆斯特丹VU大学医学中心的Wieke Heideman及其同事写道。作者总结道：“这篇综述中的结果表明针对那些2型糖尿病患者家属的糖尿病预防计划并没有利用这种与家族史及潜在遗传因素相关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和挑战。”
　　Dr. Heideman及其同事搜索了医学文献数据库，找出了致力于对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们进行糖尿病预防的研究。他们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不同的干预（饮食、运动或两者兼而有之）和心血管危险因素、血清胰岛素或体重减轻等普遍的有益改变相关。
　　“令人吃惊的是，6个生活方式计划中没有一项提到了对糖尿病和相关问题的家族史这一话题进行特别的强调，比如因果概念和对遗传学的态度、控制信念、宿命论以及焦虑，”作者说道。“很明显家族史仅仅用来作为纳入研究的一项鉴定标准，而不是一个用来激发生活方式改变的内在动力的工具”。他们补充道。他们认为“强调与这些患者易感性相关的特殊信念，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促进计划和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家属进行预防策略，而不是仅仅只针对有发生糖尿病危险的人，将会有助于达到预防的目的并增加预防工作的有效性。”
　　然而，根据这一综述的结果显示，作者评论道目前还不清楚如何与糖尿病患者的家属进行危险因素信息的沟通以及与这些患者的沟通策略和与那些没有家族史的患者沟通策略应该有何不同。在此篇文章后的评论中，芬兰库奥皮奥大学医院的MD， PhD Matti Uusitupa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MD， MPolSc， PhD Jaakko Tuomilehto写道芬兰人的糖尿病预防研究显示尽管有家族史的个体在最初对干预显示出较好的反应，长期的随访表明糖尿病的发生率并不会受到家族史的影响。
　　他们认为改变生活方式的潜在的动力可能在糖耐量受损的个体中更强烈，而不是单纯的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个体。“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个体，像其他有高危因素的人一样，应该谨记他们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和他们家族成员表型相关的因素，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以及脚上），”评论者们写道。

　　Primary Care Diabetes. 2011;5:215-221.